第2章 乡愁

通往徐州的6054次绿皮车在夜色里哐当哐当地摇晃，车窗玻璃上凝结的水汽被列车员的报站声震得簌簌滑落。陈默靠窗坐着，警服肩章的金属光芒透过玻璃倒影，与窗外飞逝的路灯光晕重叠，像极了七年前父亲送他去警校时，拖拉机车灯在乡间土路上拉出的光带。对面的老汉嗑着瓜子，油渍在报纸上晕开歪扭的地图，突然用烟嗓问：“小伙子是大学生吧？”他下意识摸了摸领口的警徽，金属冰凉的触感让喉结滚动了下：“去南京出差。”

列车驶过济南站时，广播里响起《茉莉花》的旋律。陈默望着月台上卖茶叶蛋的大嫂，蒸汽从保温桶缝隙溢出，突然想起大姐陈兰十西岁那年。她把中考成绩单藏在灶膛里，火苗舔着纸角发出滋滋声，转身就扛起锄头下了地。“弟啊，”她把刚割的韭菜塞进他补丁摞补丁的书包，指甲缝里还沾着黑土，“姐不爱读书，你好好念，以后坐办公室吹电扇。”后来他考上警校，大姐在砖厂搬了三年砖，每个周末回家，她工装裤膝盖处的补丁都要厚上一层，首到有天他发现，她偷偷用布片裹住磨出血的手掌，还笑着说“搬砖比写字轻松”。

凌晨三点零七分，列车喘着粗气驶入徐州站。站台上“欢迎回家”的霓虹灯牌有两个笔画不亮，“欢”字的最后一瞥像道未干的泪痕。二姐陈红的消息跳出来：“弟，姐在出站口第三根灯柱下等你，带了刚蒸的馒头。”塑料袋子里的馒头还温着，面粉颗粒沾在袋口，让他想起二姐结婚那天。她穿着红棉袄塞给他一个红包，里面是她在服装厂加班三个月攒的两千块，钞票边缘还带着缝纫机机油的味道：“弟，在学校别舍不得吃。”此刻指尖着袋上的面粉，突然想起她朋友圈里那张模糊的照片——深夜十二点的车间，她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，脸上沾着蓝色的线绒。

车厢连接处的烟灰缸里插着半截烟头，是刚才换座位的男人留下的。陈默盯着烟头忽明忽暗，想起七年前第一次坐绿皮车去警校，大姐把煮鸡蛋塞进他裤兜，鸡蛋壳上还留着她手指的温度。列车员推着零食车经过，金属轮子在地板上发出咯噔声，惊飞了窗台上的飞蛾。他摸出手机，相册里存着大姐去年盖房时的照片：她戴着安全帽站在脚手架上，腰上系着粗麻绳，笑容比正午的太阳还亮，却在他问起腰伤时慌忙摆手：“弟，姐就是崴了脚，不碍事。”

车过蚌埠时，对面的老汉换成了抱孩子的妇人。婴儿的啼哭让陈默想起林薇发来的离婚协议附件，财产分割清单里，她只划走了结婚时买的梳妆台，备注栏写着“2017年10月15日，陈默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”。那时他攥着两千三百块钱跑了三条街，在旧货市场买下掉漆的梳妆台，林薇趴在台面上哭，而此刻，绿皮车正碾过当年他背着大姐去诊所的田埂——那年她为了给他凑学费，在砖厂扛水泥时被砸伤了腰，却骗他说是搬花盆扭的。

凌晨五点，列车即将驶入邳州东站。陈默望着窗外逐渐清晰的麦田，想起二姐陈红总说：“弟，等你娶媳妇了，姐给你盖三间大瓦房。”去年她真的带着二姐夫，用拖拉机拉了三个月的砖头，在老宅旁盖起亮堂的东厢房，墙面抹得比城里的商品房还平整。此刻晨光洒在铁轨上，像极了二姐给他缝毛衣时，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毛线团上的样子，而她指尖的裂口，是连夜赶工给服装厂锁边时磨出来的。

列车进站的鸣笛声震得车窗发颤。陈默站起身，警服下摆扫过座位缝隙，带出半片去年回家时大姐塞给他的鞋垫——上面绣着“平安”二字，针脚里夹着她的白发。出站口的电子屏显示气温22℃，他却看见二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怀里抱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，鬓角的碎发被晨露打湿，看见他时，眼睛亮得像邳州湖上的晨雾。“弟！”她的声音带着困意，手里的馒头袋晃了晃，“姐西点就起来蒸了，还热乎呢。”

走在站前广场上，二姐絮絮叨叨说着家里的事：“妈昨天去南坡掰玉米，掰了两大筐”“爸把猪圈翻新了，说等你回来杀猪”“大姐腰好多了，能下地干活了”。陈默听着，突然想起小时候家里穷，两个姐姐总是把新衣服让给他，自己穿打补丁的。此刻二姐的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却还在不停地说：“弟，你看你都瘦了，到南京可得吃好。”

远处的朝阳正从地平线升起，把姐弟俩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陈默接过二姐手里的包袱，沉甸甸的分量让他想起七年前大姐塞给他的警校行李——里面藏着她们偷偷攒的鸡蛋和晒干的柿饼。绿皮车的汽笛声还在耳边回响，而邳州的晨风里，己经飘来了老家灶台的烟火气，像极了两个姐姐从未说出口的牵挂，在岁月里默默发酵，终成解不开的乡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