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邳州老宅的灯

老家的土路在梅雨后浸得透软，陈默的制式警靴踩进去，泥浆顺着鞋底纹路漫上来，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。这声音让他想起十二岁那年跟着父亲犁地，牛蹄踏碎春泥时也是这般闷响，只是此刻靴底的金属防滑钉划破泥面，惊起了藏在草窠里的蚯蚓。巷口的老槐树抽出了新叶，枝桠间挂着的蝴蝶风筝褪成了灰白色——那是大姐陈兰用作业本纸糊的，他当年爬树取风筝时摔断了胳膊，二姐陈红把省下的口粮换成膏药，在他胳膊上贴了整整三个月。

大姐陈兰蹲在院门口的青石板上择豆角，蓝布围裙上补着三块不同颜色的补丁：土黄色的来自旧窗帘，藏青色的是二姐夫穿破的工装，还有块碎花布是二姐结婚时的红棉袄改的。听见脚步声，她攥着豆角的手猛地一颤，豆角“啪”地掉进脚边的竹篮，豇豆荚裂开的缝隙里渗出清液。“弟！”她撑着膝盖站起来，腰杆没首利索，去年盖东厢房时从脚手架摔下的旧伤让她每走一步都要扶着腰，裤腿卷起处露出的疤痕呈淡紫色，像条蜷缩的蚯蚓。

堂屋里，二姐陈红正踮着脚往窗户上贴窗花，浆糊刷在大红“囍”字边缘拉出透明的丝。听见院门响，她转身时手里的剪刀掉在地上，铁刃磕在砖缝里迸出火星。墙上的相框里，陈默穿着警礼服的照片被摆在正中央，左右是大姐和二姐的结婚照：大姐夫穿着崭新的瓦匠服，胸前别着大红花；二姐夫扶着拖拉机方向盘，袖口还沾着机油。两个姐姐的笑容里都嵌着细密的皱纹，眼角的纹路却都朝着弟弟的照片弯曲。“妈去南坡掰玉米了，爸在猪圈拌食呢。”二姐搓着手上的面粉，指关节因为常年踩缝纫机磨出了硬茧，“你二姐昨儿半夜就起来发面了，说你爱吃她蒸的枣花馍。”

大姐把温在灶台上的鸡蛋羹端过来，蓝边瓷碗里卧着个完整的荷包蛋，金黄的蛋黄在蒸汽里轻轻晃动。陈默盯着碗沿的豁口——那是他六岁时学大人端碗，手滑摔在灶台边磕的，二姐偷偷用鸡蛋清粘好，至今还能看见浅褐色的胶痕。“小时候你俩总把蛋黄让给我。”他拿起勺子的指尖发颤，想起有年冬天家里只剩一个鸡蛋，大姐把蛋白分成两半，和二姐分着吃，却把蛋黄碾碎了拌在他的粥里，说“弟要长身体，以后当警察抓坏人”。碗里的蛋羹突然模糊起来，蒸汽熏得他眼眶发酸。

“调令下来了，去南京省厅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像被井水浸过的麻绳，干涩得发紧。二姐手里的窗花剪“咔嚓”一声剪断了流苏，红色的碎纸飘落在“百年好合”的字样上，盖住了“好”字的最后一笔。大姐盛饭的手顿在半空，铝制饭勺撞在锅沿，发出“当啷”的脆响，惊飞了趴在水缸沿喝水的麻雀。院子里的老母鸡咯咯叫着刨土，远处传来父亲赶猪的吆喝，木勺敲打食槽的声音在寂静的院落里格外清晰。

大姐把饭勺放在锅沿，围裙角擦了擦手，走到他身边。她鬓角的白发在灶台灯光下泛着银光，比春节时又多了几缕。“南京好，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，却努力笑得自然，“省厅大楼气派，不像咱这土坯房。”二姐蹲在地上捡窗花碎片，肩膀微微耸动：“弟在南京能干大事，是咱全家的骄傲。”陈默看着她们——大姐的围裙洗得发白，二姐的指甲缝里还留着浆糊的痕迹，突然想起她们偷偷塞给他的钱：大姐卖了养老的银杏树，二姐当了结婚时的银镯子，却都笑着说“家里不差钱”。

母亲扛着玉米从地里回来时，看见他坐在灶门前，愣在院门口半天没动。玉米秸秆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蓝布衫，肩头磨出的破洞能看见里面的红背心。“默儿……”她放下玉米捆，粗糙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才敢过来摸他的脸，“瘦了，在城里没吃好吧？”父亲跟着从猪圈出来，手上还沾着猪食的残渣，看见他时慌忙把双手背到身后，咧嘴笑时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

晚饭时，八仙桌上摆着蒸鸡蛋、炒豆角、玉米饼，还有二姐特意做的红烧肉。大姐把最大块的肉夹进他碗里：“多吃点，看你这警服都宽了。”二姐不停往他碗里盛玉米粥：“老家的玉米甜，多喝点。”父母坐在对面，却很少动筷子，只是看着他笑，母亲的眼角一首挂着泪。陈默嚼着红烧肉，肉炖得很烂，像极了大姐的心思，可喉咙里却像卡着根刺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夜深了，陈默躺在二姐新铺的土炕上，听见东屋父母的低语：“去南京好，平台高……”“就是离得远了，想看看都难……”西屋传来大姐和二姐的动静，灯影里看见她们在收拾东西，大姐把新晒的花生装进布袋，二姐在给咸菜坛子封口。炕席下的麦秸秆发出轻微的簌簌声，让他想起小时候生病，两个姐姐轮流背着他去诊所的夜晚，她们的后背那么暖，脚步声那么稳，像此刻老宅的灯，永远亮在归途的尽头。